德宗继位后，作为朝廷直属武装力量的神策军，表现极为出色。
他们千里奔袭西川，击退了吐蕃、南诏的联合进犯；参与平定了四镇之乱、泾原兵变等无数硬仗，涌现出李晟、曲环等众多忠于唐室的优秀将领。特别是德宗辗转逃亡奉天、梁州期间，神策军一直随行左右，伴随他度过了人生中最为至暗的岁月。
德宗重返长安，为了褒奖他们的功勋，将神策军全体将士赐名为“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
“兴元”是泾原兵变爆发时的纪元；“元从”则指自始至终跟随身旁；而“奉天定难”则是指在奉天的那段艰难岁月！从这一名称即可看出，德宗对这支军队的重视与感激！
优厚的待遇和崇高的声望，让这支百战劲旅逐渐恃宠而骄，军纪变的混乱起来，开始肆意压榨百姓，欺凌府县官员，甚至诟骂侮辱官吏。
一些府县官员出于义愤，将他们刑之以法。可早上才鞭打一名神策军士卒，晚上就会被流放到万里之外。从此之后，谁还再敢与他们作对！
长安城内的富商大户用重金行贿神策军将领，只求挂个军籍，让府县官员无法再加以管束。
这些烂事儿慢慢传到德宗耳中，德宗颁诏规定：凡神策等禁军将士与百姓发生争讼，一律交由驻地府县审理。小事通告本军，严重事故奏报朝廷。如出现军士欺凌府县官员的，可将他们关押起来奏报朝廷，交御史台审讯。县吏不得擅用刑法，否则依法严办。
这纸诏书虽给了府县官员一定程度上的审理权，但却没有赋予他们处置权，尤其是不能私自对神策军动刑。看似严厉，实际上是在政策上承认了神策军的特殊性。
贞元八年（792年）十二月，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征募才学之士更换军中行商，得罪了监军窦文场——窦文场因在泾原兵变中不避生死，保护德宗逃出长安受到重用，成为德宗时期第一个权阉——恰好柏良器妻子的族人喝多了酒，寄宿在宫禁守卫的宿舍中，柏良器受到牵连被贬为右领军，窦文场全面接手神策军。
自此，神策军控制权从代宗时期的鱼朝恩后，再次落入宦官手中。宦官群体也在经历了德宗继位十多年的怀疑打压后，重新获得信任执掌兵权。
贞元九年（793年）正月，盐铁使张滂奏请征收茶税——凡产茶州县，需按茶叶产量折价，上缴十分之一的税——用以弥补去年因大面积水灾导致的赋税缺口，并提议从明年起将茶税单独储存，作为遇有灾情时的应急款项。
见钱眼开的德宗看到这封奏疏，简直开心的要命，当即颁布实行！
张滂的本意是将茶税作为灾年补助款，可捞钱成性的德宗哪里有这份觉悟。此后，每年多征收的四十万缗茶税全部进入内库，供德宗挥霍开销。
其实德宗在刚继位时并不贪财，律己很严，生活上也比较节俭。但在经过六年战乱的刺激后，他变的贪婪起来，正常的赋税收入根本无法满足他的胃口，经常派宦官前往各地索要财物，似乎只有钱才能让他获得安全感！
以至官场上出现了两个导向，谁能弄来钱谁就是有能力，谁给钱给的多谁就是忠诚，这也是裴延龄等奸臣能够上位的原因所在。
同年五月，宰相班子做出调整。补入义成节度使贾耽、尚书右丞卢迈两人，用以接替病故的董晋、班宏。与陆贽、赵憬仍组成四人领导班子。同时，将赵憬由中书侍郎调整为门下侍郎。
中书省是发布命令、制定政策的核心枢纽，权力地位高于门下。赵憬想当然的认为是陆贽仗恃德宗恩宠，想要独揽大权而有意排挤自己，因此对陆贽怀恨在心，时常称病不朝。
四位宰相各自提防，均怕有把柄落到他人手里，因而在处理朝政时互相推诿。官员有事奏报，个个装出一副谦虚模样，没人敢带头发表意见。
七月份，他们联合上疏，奏请沿用肃宗时期做法，宰相们轮流办公，每十天换一次。德宗予以采纳，不久后又改成每天轮换一次。
群相制是大唐建国以来一直使用的制度，在玄宗之前的历任皇帝中作用发挥的都很好。到了现在出现问题，只能说明无论是当朝皇帝还是宰相，其格局、胸襟甚至道德标准与以往相比都出现了严重滑坡，这才使群策群力异化成了互相拆台！
当然，在这其中皇帝的责任更大！很难说清这种状态是不是德宗的有意为之，以他的猜疑性格看，肯定不愿见到一个团结起来的宰相班子，因为那会影响到他的皇权。
宰相班子的弱化，直接导致整个文官集团的没落。在与强势的宦官群体、跋扈的藩镇主帅角逐对抗中，全面处于下风，逐渐沦为任人摆布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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