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门，原林家坞城。自从攻下以后，经过商议，更名为华味气息更浓的海门城。
龙溪军医馆，也就是原林家宗祠内，看着十几个仍然有些病恹恹的兵士，陈逸皱着眉头向李兴泰问道:“李主事，看来祛瘴酒的效果并非如你所说的那般呀！”
随着时间一日日过去，龙溪军尤其是从余孝顷和老头子那里借来的数百外地将兵，感染疟疾病症的越来越多。而苏瑞春对于此也是束手无策。无奈之下，陈逸只得令李兴泰尝试制作祛瘴酒，以化解军中愈来愈重的疟疾。否则不仅借来的六百精兵元气大伤，陈逸开发龙溪的大计也将胎死腹中。
自古以来，华人在开拓南方的过程中，都是伴随着大量的伤亡。秦伐瓯越，六十万秦军竟伏尸流血数十万；汉伐交趾，死者十六七。而在这之中，真正死于战争中的不过十之一二，死亡最多的却是南方的瘴疠，也就是疟疾和腹泻。所以华人在南方的每一次开拓，伴随的不仅仅是元气大伤，更令华人望南生畏。
龙溪自古以来就是瘴疠之地，腹泻的问题比较好解决，禁止喝生水以及定点排便，基本就可以解决。但是疟疾却是不好预防，蚊虫满天飞，将士们总不可能整天把自己包裹在厚重的衣甲之内。所以如何治疗军中愈来愈多的疟病，就成了陈逸首要任务。
自晋代葛洪发明“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治疗疟疾的药方以后，此方就成了用于治疗疟疾的最早记载。只是在后来的应用中，发现其疗效并不好，此方并不为杏林界看重，只是作为文献备考。直到屠呦呦教授发明青蒿素以后，这个药方才为大众所熟悉。
所以后世在检讨此方时，有很多说法，总结起来不外有三点:一是一握这个量很难把握，而且青蒿中有效成分青蒿素的含量也不足达到去虐的目的。二是后来的医师郎中并未完全按照葛氏药方的要求操作，大多都是按照平常草药服用方式进行煎煮，殊不知青蒿素在温度达到六十度时，活性就已经被破坏，更遑论治疗疟疾了。第三则是对此药方全盘否定。原因则是青蒿素根本不溶于水，无论是浸泡还是煎煮，有效成分青蒿素根本萃取不出来，所以来说，葛氏药方根本就没有什么作用。
不过以陈逸看来，葛氏药方除了以上三个因素以外，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此时对青蒿定义混乱且认知不同，将青蒿、黄花蒿、茵陈蒿、柳叶蒿等统称为青蒿或草蒿，重要的是根本搞不清青蒿和黄花蒿的区别，这一混乱一直持续了千年之久。而真正含有青蒿素成分的唯有黄花蒿。
青蒿虽然和黄花蒿一样可以用来清热解毒，但用来治疗疟疾毫无效果。同时根据后世的研究，由于受地理、气候因素的影响，北方产的黄花蒿青蒿素含量远远低于南方，而南方也仅仅除重庆东部、福建、广西、广东、海南部分地区产的黄花蒿外，其它地区生产的青蒿中的青蒿素含量都低到没有利用价值。所以即使选对了黄花蒿，药效也不会太好。而在宋元以前，北方恰恰才是华朝文明的中心。
即使是将黄花蒿单独列出并命名的药圣李时珍，其足迹也主要限于湖广、江西、直隶一带，而这些地区所产黄花蒿利用价值较低。而发明葛氏药方的葛洪，大部分时间都在广州度过。不过当时的广州则包括着广东、广西的绝大部分。“橘生南国为橘,生北国则为枳”。所以以陈逸看来，除了萃取方式以及对黄花蒿的识别以外，黄花蒿有效成分区域上的差别，也是黄花蒿在中医史上未能成为治疗疟疾良药的主要因素。
祛瘴酒是陈逸受后世提取青蒿素的启发研制而来，不过祛瘴酒并非陈逸首创，明代《本草纲目》就已经记载了青蒿酒的药方。所不同的是，《本草》上记载的青蒿酒是在酿酒之初，就“将上药捣汁煎过，和曲同酿”。其方存在的问题一样是采用煎煮方式，破坏了青蒿素的活性，所以也没能取得成功。
而陈逸的祛瘴酒却与之不同。众所周知，青蒿素溶于丙酮、甲醇、乙醇、乙醚以及石油醚，几乎不溶于水。其中在丙酮中最易溶解。虽然陈逸也知道丙酮和乙醚的制法，尤其丙酮用石灰中和木醋液热解即可，方法简便易行，只是木醋液的提取期限要三个月以上，陈逸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用。而乙醚的制取则需要硫酸，陈逸连硫酸都没有，所以乙醚的法子也就不予考虑了。所以也没有太多犹豫，陈逸直接上马祛瘴酒，用高度酒来萃取青蒿素，不过实际上除了酒以外，陈逸好像也没有额外的选择。
在曲喜的高度酒刚生产不久，陈逸就将制作祛瘴酒的方法告诉给李兴泰，具体工艺流程就是采集黄花蒿嫩枝嫩叶和花朵，洗净沥干压榨破碎后入酒，而后小火加温以利青蒿素的萃取，以容器摸起来不烫手为限。尤其是黄花蒿的特征和萃取温度更是一再强调。令李兴泰在海门军医馆开始试制并实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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