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好之后，他表示自己为收到对方的信感到意外且惊喜。
解释了一下关于英吉利革命史的经过，徐真保证会尽快把后续的内容寄去香港。
夏瑜已经把他关于英吉利革命史的讲话整理完毕，只要让人誊抄一份，就可寄给黄轸先生，这并不难。
比较难的是信件留在最后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描述得有点长，总结起来就是一句简单的话：完全以利益的眼光去分析历史，是不是太过冷漠，低估了人性和情感的影响？
这个问题有些抽象，所以不好回答。
徐真思索了许久，结合后世的见识，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为例，说明了个人情感和利益对于历史的推动关系。
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代表了不同的人的利益诉求，他们之间的争端不是个人的争端，而是不同利益的争端。
这段历史非常适合用来说明不同阶层的利益是如何驱动历史发展的问题。
徐真具体分析了诸子百家中有代表性的几家各自代表哪些群体的利益，在彼此争鸣之下对中国思想观念，以及政治带来了哪些影响。
之后，他又论述了诸子百家的衰亡过程，以及在衰亡过程中，这些学派有过哪一些挣扎，以说明个人的情感和所谓的人性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徐真没有说什么太过高深的理论，这一切都建立在他所学过的历史书籍的常识上。
写完这段话之后，徐真仍然感到有些意犹未尽，又写了一些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内容去佐证自己的说法。
在这里，他没有详叙。
以法国大革命的复杂性，要是详述的话，可能几十页信纸也写不完。
只要以他的分析方法对法国大革命进行简单的分析，说明当时各阶层的复杂的利益诉求，以及心怀高尚情感的个人是如何影响历史的发展。
其实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比起英国更为曲折，更具冲突性，以法国大革命举例，能够更好地回答黄轸先生的问题。
黄轸先生第二个问题是：假如动机完全是由利益驱动，那么为什么有些支持清廷对自身更加有利的人会支持革命？
这个问题不仅抽象，而且问得太过宽泛。
如果想要对这问题进行详细而有说服力的回答，最好的方式是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再结合理论对之进行分析。
但是徐真并没有这样的条件。
所以他就只能结合自己的见识，对之进行尝试性的回答。
想了许久，徐真才敢动笔。
他将黄轸先生所说的这类人分成三种。
第一种是出自投机心理。
他们看到了清廷衰颓，便想通过支持革命活动获取更多的利益。
这一类人看到的只有利益，无论是革命还是清廷，只要支持哪一方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支持谁。
徐真在最后提醒黄轸先生要小心这样的人。
写到这儿，其实他心中想到的是袁某人。
倘若他最后不是因为称帝，将自己的野心暴露无遗，而是把支持革命的面具一直戴到身死那一天，后世的史书对他的评价肯定不会低。
所谓论迹不论心，倘若他能看清天下大势，而克制自己的野心，不去做那白日梦，那徐真也认为，在他盖棺定论之时，理应给他更高的评价。
第二种是受到西方思潮的冲击，对于满清朝廷的封建统治大为不满的人。
这一类人通常经历过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习惯于西方的思考方式。
满清的统治，对于他们而言，自然是异族的压迫。
第三种是出于民族大义，而不得不反清。
这一类人看清了满清的懦弱无能，也看清了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便想通过革命而推翻清廷，以振兴我中华民族。
这一点不需要多说。
黄轸先生自己就是这一类人。
他出生于地主家庭，父亲是晚清秀才，为黄庭坚的后裔。
黄轸先生自小熟读经史典籍，在光绪二十二年考中秀才。
在学院深造期间，他不仅热衷于学习各课知识，也热衷于阅读与西洋革命史相关的内容。
除此之外，他还对西方一些启蒙思想家尤其感兴趣，比如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个时代叫做《民约论》的书籍，黄轸先生就认真地研读过。
可见，黄轸先生对西方文明有不浅的认知。
光绪二十九年，为抗议沙皇俄国侵略中国东北，黄轸先生与两百多同学组织抗俄义勇队以抗击沙俄。
在抗俄活动中，他看清了满清的腐败与无能，认为中国的大局已经败坏到了极点，只有施行革命，才可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因此，黄轸先生不仅是第三类人，也是第二类人。
想到这儿，徐真看着自己在信纸上写出的三类人，心中对于自己所写的这些内容有点不满意。
人的动机都是多元化的，每个选择都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比如他把违背自己的利益也要支持革命的人划分成三类，这样并不科学也不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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