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七年六月十七，叶宰率军抵达直隶真定府南界——隆平县，再往南便是顺德府的巨鹿县，那里有个人正等着叶宰去约会。
没错，在叶宰看来，这就是约会！
他只要一想到心目中的大明战神就近在咫尺，心里便“砰砰砰”跳个不停，恨不得马上飞过去相见。如此心态，就像他十几年前在夕阳下的奔跑，那是初恋的味道！
不过，在此之前，叶宰还得先做一件事才行。
下午未时，正在行军中的周遇吉突然得到中军传令：前军止步，就地警戒，等候中军、后军抵达。
周遇吉虽然有些诧异，却也不折不扣执行了军令，散出人手扩大警戒范围，以备后方人员到达。
申时，中后军基本同时到达，然后立刻动手开始扎营。
扎营的工作如今已经不归周遇吉管，叶宰交给了自己人田安国领导的后营和少量在河北招收的辅兵。
叶宰出京时并没有征发辅兵。他觉得这会加重辅兵及其家庭的负担，而且也得不到辅兵充分的拥护。
为何？
因为辅兵大多是征发的劳役，属于不领饷的。你让别人提着脑袋帮你白白干活，吃得比猪差睡得比狗晚，能得到真心的拥护才怪！
兵法有云还是鲁树人说过“不同心者为团体大害”。
所以，叶宰宁愿不要辅兵也要纯洁队伍。但他的任性却带来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没有辅兵帮助，“挖掘壕沟、建筑营垒、运输粮草兵器、埋锅造饭”等庶务全都要神机营负责，以至于从北京走到紫荆关，300多里居然走了10天。
平均一天走30多里不等！
这种慢吞吞的龟速直到攀西军加入队伍后才逐渐改善，因为攀西军有专门的辅兵部队，其兵饷为战兵的一半，极个别优秀者甚至能到三分之二，热情高涨也愿意下死力。
再加上战辅兵均为四川人，出门在外老乡会不自觉地抱团，很多事也不愿多做计较。故而后营兵士与征发辅兵的素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然而，攀西军后营人数实在太少了，才500人。即使这500人用尽了全力也负担不起近2500人的辎重。
叶宰为此不得不敞开口子，沿途收容流民。
明末有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军队家丁化、战辅兵比例扩大化。
家丁化不必再提，就说战辅兵扩大化。
与洪武、永乐那时的1:1，或者最多1:2不同，明末由于卫所兵军事素质退化，边军战辅兵比例增大为1比3到1比4之间，江南的比例更加惊人，可达1比10或者更多。
辅兵不必也不能上阵打仗，只能做些搬运、修建、火夫等工作。可明军的军法中，既没有编制固定的战辅兵比例，也没有使用辅兵的细则。
正治清明时，兵部和统兵主将协商后会做出合理的规划。根据战役大小、战场远近等因素，调动或征发不同的辅兵数量。
正治昏暗时，根据热力学那啥定律——熵增，军队越来越混乱，充人头摆场面的事越来越多，结果导致战力被稀释成了样子货。
叶宰就不希望自己的军队也是这样，虽然开了口子但也严格要求，遂派出攀西军的教导、指导们组成甄别团队。
由此给了叶宰一个大大的惊喜。
是这样，正工人员们经过三年多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已经能准确地把握政策，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此次招兵，他们便发挥主观能动性，无须叶宰指导便定出三个原则：
第一，必须是失地农民，逃荒的不要；
第二，机灵的不要，老实木讷的优先；
第三，可以有家属小孩，但拖带的老人不要。
这三个原则汇报到叶宰这里后，叶宰看着第三条沉默良久，非常想将此条划去，可理智告诉他，正工人员并没有错，说他们铁石心肠也好，说他们是基于现实的选择也好，他们都是为了这支军队好，毕竟军队不是收容所。
最终，叶宰提笔圈定，对提交报告的标营教导洪正身道：“齐修，能不能给留下的老人们留一点救济粮？”
洪正身扶了扶眼镜，摇头道：“档魁，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如此一来，我们并不是帮人而是在害人。”
叶宰愣了愣，旋即叹气道：“唉……是啊，正如小儿持金过闹市。老人们得了粮食也无力守住，反而会招来恶意的觊觎。”
此后，叶宰的心情一直不怎么好。特别是有一次去视察新招的流民，心情变得更加灰暗。
那是六月八日，大军准备从保定府唐县启行，临行前寨门外上演了一幕幕生离死别。
有资格成为辅兵的流民舍不得家中的老人，要么抱头痛哭，要么长跪不起。
然而，老人们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了叶宰的意料。他们哭过了便推搡自己的孩子往营内走，敢磨蹭的轻则斥骂，重则拳打脚踢。
当儿女们依依不舍进入营门，老人们非但没有口出怨言，怪罪叶宰使得自家骨内分离，还不约而同跪下来冲营盘磕头，高呼：“感谢总督大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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