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法度存在的意义，本身是为了主持公理。
什么是公理？
民心民情就是公理！
百姓俗语，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这是最朴素不过的道理。
诚然，宋文毅所作所为实则是巧取豪夺，违背法度之举，但是对于皇庄中的佃户来说，他占着一个理字。
那些被夺田的乡绅富户，他们的田地说白了，也是从贫苦百姓的手中掠夺而来，只不过，他们的手段比宋文毅要隐蔽，是趁着灾年或者百姓家中发生变故时，依靠欺骗，强迫等各种手段，在官府过了明路的‘自由买卖’。
所以，他们遵循了法度，但是，却不占一个理字。
对于那些乡绅富户来说，他们面对宋文毅这样背靠皇家的内宦，是弱势群体，只能被欺凌压迫，但是相对的是，在普通的百姓面前，他们也会变成欺凌压迫别人的人。
两者之间若无平等，便难谈公道，人与人之间如是，国与国之间亦如是。
宋文毅之所以能仗势欺人，就是因为，他的势力比这些乡绅富户们强，所以这些人在宋文毅面前，没有办法谈公道二字，也没有办法自由买卖，公平买卖。
于谦所为之事，的确是在维护法度，是在维护公道，可这种公道，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公平。
没有道理只许乡绅富户欺压百姓，不许内宦欺压乡绅，你要维护公道，就要维护所有人的公道，否则，便是帮凶。
这便是二者必须纠缠在一起的原因，要替这些乡绅富户做主，可以，但是同时也必须要替那些被夺田的百姓做主，否则，便是在变相的帮助这些乡绅富户欺压百姓。
当然，对于恪守法度之人，譬如于谦来说，的确不会单单只管内宦仗势欺人，也同样会管乡绅欺压百姓，这一点在场的诸大臣都还是有信心的。
可问题就在这，这件事情和其他动辄牵涉良多的朝务来说，毕竟所涉不大，这中间的内情，若非此刻天子吐露，他们也并不清楚，于谦职在兵部，这等需要详加查探才知的内情，他大抵是并不清楚的。
事实上，这也是朝中很多御史容易犯的错误，只看表面上的事实，而不见全貌便凭一腔义勇出言，要知道，很多时候，事实的确是事实，但未必是全部的事实。
正因于此，朝中大多数的大臣，往往在表态的时候都谨慎的很，从这个立场出发，于谦此次的举动，的确是有些冒失，并不像一个七卿大臣该有的定力。
与此同时，他们也明白过来，天子为什么一直在此事上都是敷衍的态度，直到现在闹得这么大，没了办法的情况下，才把实情说了出来。
因为就算说了，以朝中许多认死理的大臣的脾气，也不会罢休的，在他们的观念当中，既然内宦和乡绅都有过错，那么，均按法度论处便是，而不应该和稀泥一般，以暴制暴。
从道理上来讲，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可事实是在具体的朝务当中，有些事情，是无法单纯论道理的。
以此事而言，宦官欺压乡绅的证据充足，舆情也足够，只要继续把事情闹大，天子到最后多半会让步，将宋文毅处置，这并不算太难，可剩下的事情，就困难的多了。
乡绅兼并民田，是历来已久的痼疾，不仅京畿之地有，全国各处都有，他们的兼并和宋文毅的强买强卖不同，更多的是走的正规流程，在官府的‘监督’下完成的‘自愿’交易，所以，想要从流程上找问题，非常困难。
这些乡绅往往在地方势力庞大，在朝中也有人脉，地方官员需要依靠他们管理乡里，同时也忌惮朝中关系，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用心配合，查到最后往往不了了之。
还有就是，宋文毅虽然背靠皇家，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人，但是乡绅富户，却数量繁多，所谓法不责众，就算是查出来了，一次性处理这么多的人，也势必会引发乱局。
所以重重压力之下，真的推进到这一步，朝廷事实上除了让步，别无他法。
于是，闹到最后，就变成了最初所言的场景，朝中官员秉持公心，要主持公道，可只能主持乡绅的公道，主持不了百姓的公道，最终虽然惩治了宦官，维护了法度，却成了乡绅欺压百姓的帮凶。
从这个角度来说，以暴制暴，虽然不合法度，但是，却未必不是一条能够解决问题的法子。
只是……
“陛下，话虽如此，但是，宋文毅之举毕竟是违背了法度，替皇庄中的佃户讨公道是一回事，可巧取豪夺又是另一回事，若是放任此事不管，此后恐有其他内宦有样学样，此次虽是事出有因，可若成常例，亦是祸患，故而，臣以为，还是需当惩治一番。”
眼瞧着天子的情绪渐渐平息，一旁几个大臣对视一眼，最终，俞士悦斟酌着字句，小心的开口道。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话其实和于谦上奏的道理差不多，但是，这说法上，明显就好听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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