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琰珂这一聪明的制度建设，令甲星成为了真正的“零犯罪”星球，每一个公民自出生之日起，就无时无刻不被这套社会监控体系评价着，像一个永远都在被评分体系鼓励和鞭策着的学生，只有不断地进步才能为自己在社会上立足打下良好的基础。
“社会分”制度使甲星公民努力去做好人，做好事，做正确的选择，做成功的人，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极为向上的良好风气。
哪怕你走在路上，帮助了一个陌生人，都有可能提高自己的人品道德分值。
而习惯了做一件好事得到鼓励的人们，会更愿意把自己的道德标准制定得高一些，更乐于从事公益『性』事业，使得整个社会呈现正面、积极、良『性』循环的局面。
而郝志也当面质疑过这种社会评分体系：“全民监控……它会不会导致公民像被套上了笼头的牲口，只能在鞭子的鞭策下被动生活，会不会造成消极的抵抗情绪？”
王琰珂只是微微一笑回答：“全民监控的核心目的是‘赏善罚恶’，这也是自古以来普罗大众的基本需求，也是一个『政府』核心建立的核心任务。
这是一个很难平衡的问题，赏善过头，容易导致伪善出现，就好像古中国曾经有过‘举孝廉’的政策，东汉末年的人才选拔制度，把道德标准放在第一位，让那些‘道德品质高’的人当官，于是伪孝和伪善的事就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故事，演化到曹『操』当政的时候，『逼』得他不得不彻底推翻这一套，实行唯才是举的政策。
而进入现代化中国之后，高考体育生加分制度，也曾导致国内“二级运动员”泛滥的情况出现。
可以说，奖励自身的出发点是好的，却往往带来负面的效果，其主要问题就是无法辨别出真善和伪善，全民监控，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大数据背景下，谁也不可能真正的作假。
而真正的好人是不会在意被人记录生活痕迹的，除了必须的隐私，比如卧室这种地方之外，他活得坦坦『荡』『荡』，遍布全社会的摄像头监控器对他来说根本形同虚设，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就好像街上站着的交警，一个证件齐全遵纪守法的司机会怕吗？
对恶人的全面监控，有些时候恰恰是对好人的全面保护，损失一点个人隐私，民众是承担得起的，因为他们换来的是更安全的生活环境，和一个彻底公平无私的社会背景。
这对于建立初期需要高度民心统一的甲星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所以你们就用这套系统建立了零犯罪率的高度净化社会，真是厉害啊……”郝志由衷地感叹道。
“呵呵，你错了，我们这套全面监控系统，只赏善，却不罚恶。”王琰珂神秘地一笑，“虽然如果用它来打击犯罪的话，几乎是全方位无死角的。
但这样一来就会形成你所说的那种‘高度净化型’的社会，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你应该懂，人『性』人心之中难免有一些瑕疵和污点，我们不能跟人『性』作对，否则社会就会不稳。
罚恶，从来达不到目的。
历史告诉我们，我们的先辈古人曾尝试过用无数苛刻的法律来约束民众，使其成为“好人”，但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惩罚体系从来都是作用有限的。
斩首示众这个制度当初被制定出来是用于威慑群众的，其本意是杀鸡骇猴以儆效尤，然而，到最后却成为了民众围观的综艺节目，成为了大家都喜闻乐见奔走相告的表演。
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更何况，用这套全民监控的体系去监督『逼』迫人民成为好人，根本也达不到目的。
这很简单，在甲星这样上进的文明当中，懒惰本身就是一种罪过，『政府』没有鞭策任何人，也不会强制要求你怎么样。
鞭策个人的，是集体，是整个积极向上的社会，压力来自于身边每一个比你努力又比你生活得更好的同伴。
所以，在甲星制度创设之初，我们的目的设立一套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鼓励”制度，把**时代的精神胜利、强大的意识流麻醉，结合于无微不至的互联网技术，把“向上”这个主题，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逼』迫恶意无限压缩自控，于是才有了这个理想的社会模型。”
“可是，如果这样的制度创设这么有效，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呢？”郝志好奇地反问道。
王琰珂仰头想了想回答：“还是因为底层技术吧……增强现实社会首先是一个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为背景的‘真实社会’，才使它的实现有了可能，传统社会做不到这一点。
过去的人类社会即使想要建立这样的奖励制度，也无法解决那个基本难题：你怎么保证每一件好事都得到相应的奖励？又怎么区别伪善？
回想一下我们地球时代身边的那些人吧，大部分的人都无法用简单的好和坏来定义，像是职业竞争，如果能够做到公平，谁又愿意潜规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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