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惠卿继续向赵佶解释三经新义的内容，当年王安石极力推行变法，在朝堂上遭遇了极大的阻力，王安石最大的支持者就是神宗皇帝，在遭遇整个朝堂的阻力后，王安石认为，唯有加强皇权，才能让自己的新法得以推行。故而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加强皇权。
王安石解读周礼，认为人主可以兼百姓之奉，备万物之养。这样的言论自然招来很多批评，认为王安石鼓励人君享乐，有导君之恶的嫌疑。
后世认为“人主可以兼百姓之奉，备万物之养，以足其燕私玩好之欲’，此所以误天下，而开后来丰享豫大与享上之侈，卒启裔夷之祸，可不戒哉！”？王安石及其新学在南渡前后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挤，一方面是徽宗时期崇尚王安石新法，童贯等人借用王安石“人主备享物极”的说法，创制应奉司，来满足徽宗奢侈无度的要求，引发百姓和大臣的不满，因此在钦宗上位后，在惩罚童贯、蔡京等人的同时，也对王安石的新法及其新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击。
而另一方面，在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后统治者刻意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归结为王安石变法把风气搞坏了，以此来推脱自身的责任。将靖康之变归咎于王安石和他的新学，对其进行官方层面的毁禁，甚至将三经新义列为禁书，不准读书人学习。
吕惠卿有些无奈的说道：“官家，王荆公并非主张人主肆其欲，在《尚书新义》里，荆公曾言：诚使为天子者澹然无营，清心寡欲，举天下之声色货利曾不足以动其心，彼诸侯者其敢肆其逸欲于下哉！”
赵佶当然知道王安石此解并非鼓励皇帝奢侈无度，王安石认为人主节俭和备享万物并不矛盾。正如王安石在评价汉文帝为天下守财时称“人主若能以尧、舜之政泽天下之民，虽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舆，不为过当，‘守财’之言， 非天下之正理”。
很显然王安石通过对《周礼》中记载的天子饮食一事来说明皇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皇帝的权力并不应该受到限制，但同时王安石也劝诫皇帝应当自己保持勤俭的习惯，这样才能有利于国家稳定和发展。所以，王安石提倡“人君当备享物极”的目的在于确立神宗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并非让神宗奢侈无度地进行生活。
加强皇权是赵佶此刻要做的事情，而王安石的这些理论，有助于自己树立皇帝权威，加强自己的权力。赵佶不由得说道：“荆公大才，奈何天下冤之！”
吕惠卿说道：“荆公确是惊世之才，但是神宗能信用之，才是令人羡慕的。”
确实，王安石与神宗确实是一对千古君臣，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远超他人，王安石也是竭忠尽智以报效神宗。在尚书新义里，王安石论述了君权神授的观点。
为了保障变法的实施，王安石极力加强君主的权力，在《尚书新义》中王安石沿袭了董仲舒君权神授的说法称“有极之所在，吾安所取正？取正于天而已。我 取正于天，则民取正于我。道之本出于天，其在我为德；皇极，我于庶民所同然也， 故我训于帝，则民训于我矣”。意为君主受命于天，需要服从天的意志，而百姓则要臣服于君主的意志。
这种思想和大宋主流思想完全不同。大宋自立国以来，推崇的都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治了一百多年，北方的契丹、西北的党项、西南的交趾，让大宋疲于应付。到这个时候，文彦博还在说：“非与百姓治天下，与士大夫治天下也！”在这么治下去，就等着翘辫子吧！
故而王安石主张加强皇权，由皇帝乾纲独断，推行新法，富国强兵。但是士大夫们肯定不会这么想，故而对王安石的学说和变法的措施加以抵制，不得已王安石准备利用自己的学说选拔人才，帮助自己变法。
当然这也是王安石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因为王安石任用小人这一点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也都是颇为大家所诟病的。大家都认为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任用幸进小人，导致新法失败。最典型的小人，就是如今坐在眼前的吕惠卿，他被认为是大奸巨恶，为新旧两党都不容。
这个时候，赵佶才问道：“以计相之见，荆公之法何以不能推行？”
问及这个问题，吕惠卿有些失落的说道：“非是荆公之法不能推行。当时上不能得太后之信，下不能结百僚之拥，荆公又急于用事，以报神宗。所行之法，过于操切，对于其中一些弊端，也不能及时纠正。所托非人，蒙蔽视听，是以新法之利未见而新法之弊已深，徒唤奈何！”
作为新党里能力极强的人，吕惠卿的反水绝不仅仅是他想取王安石而代之，而是已经对新法和所谓变法失去信心了。虽然吕惠卿人品不好，但是吕惠卿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在王安石罢相后，遍发书信给各监司、郡守，让他们上书陈述利害向神宗皇帝施压，然后从容地请求皇帝下诏，表明始终不因官吏违法而废除新法。因此，王安石新法得到更坚决地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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