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
张贵也就再次持象笏言道：“确立好变法目标后，就当开始研究制定出哪些变法政策，臣认为需要设立一个制策之官衙，作为提出、研究并提请陛下颁布相应政策之所，并任命若干制策大臣负责制定相应新政之法。”
张贵知道大明现在是积重难返，但他不知道大明现在是该直接撇开整个文官政体另起炉灶，还是该继续信任文官政体进行内部变革。
不过，张贵的打算是做两手准备。
一方面，他劝动天启让他在西山搞工业，且以搞工业的方式，走拉拢底层军民的方式来重新建立起一个大明新政体的路线。
一方面，他也劝说天启给张居正恢复名誉，且支持文官政体中的一些还愿意革新的文臣继续在内部进行变革。
在张贵看来，如果后者能够成功变革，他自然不必在将来建立起一个以工业为基础而实行先军主义的组织后，对整个文官政体进行血洗，将所有的官绅地主彻底铲除，代之以新的统治阶层。
而如果后者不成功，张贵自然得要在将来对整个文官政体进行更残酷的血洗。
可以说，张贵现在支持变法，其实是在给大明现有的文臣士大夫们一个机会，一个将来不被彻底血洗的机会。
“甚善！拟旨，设制策司，就在朕的勤政殿左侧书房内值事，元辅韩爌、锦衣卫都督张贵、司礼监首席秉笔魏忠贤、登莱巡抚袁可立调任进京任堂官与翰林编修陈子壮以原官为制策大臣。”
天启听后点了点头，就下达了设制策司的旨意。
杨涟这时忙站出来道：“陛下，制策乃献策之处，事涉新政纲目，不应有内臣与外戚参与！”
天启就猜到会有人反对，但他就是故意要这么做，因为他现在发现，如果有勋贵外戚加上内臣制衡，文官们在做事上会更愿意服从自己这个皇帝的意志。
杨涟这么说后，天启直接就问道：“涉及新政变法，勋贵皇亲和内廷的意见，就不能征询一下吗，那这新政变法万一涉及到勋贵皇亲和内廷怎么办？制策司不是执政机构，是献策之所，不能以常例而论！”
制策司的出现，意味着新政走出重要一步。
接下来具体要怎么变法，怎么实行新政，还得继续看制策司为皇帝献出哪些新政策。
不过，在袁可立进京以前，制策司还不会开始办公，张贵也不用去这里点卯，议议新政，他现在主要精力还得放在为皇帝筹办武备学堂的事上。
而为筹办武备学堂，除熊廷弼外，张贵还荐举了沈有容、马世龙、李承先一干老将为总教习。
彼时，沈有容、马世龙、李承先等武备学堂总教习已经到京。
另外，奉召进京准备参考武备学堂的天下文武生员和选自京营与边军中有过功绩的低阶武官也基本上已经抵京，准备应考进入学堂，成为武备学堂第一批军官生。
按照设武备学堂的旨意明确谕示，两京一十三省的文武生员皆可进京参考武备学堂，另外在京营与边军中有过不错表现的行伍也可进京参加武备学堂的考试。
而一旦成为武备学堂的军官生，毕业后会直接授予七品以上的武官官身。
之所以允许文科生员参考，是因为眼下大明文生员非常多，不少人要想通过举业做文官，还是很难的，倒有不少愿意从武做官的。
要知道，明朝名将俞大猷就曾是生员。
而为了给这些想弃文从武的生员一个机会，也就没有限制生员文武之别。
张贵和熊廷弼、沈有容、马世龙、李承先等也在这不久后，开始考选着这些生员，最终录取了上千名文武士子和武弁为武备学堂的军官生。
在张贵筹办武备学堂期间，王纪等涉嫌贪墨军饷、工程款等官员也开始被东厂抄家。
受魏忠贤指示，而早已准备好的东厂和镇抚司官校，在王纪等贪墨官员被押走当天就直接奔向了兵部衙门、吏部衙门和工部衙门。
当然，这些官员在京城的宅邸也被提前埋伏好的东厂官校给围住了。
乃至这些官员在其老家的祖宅以及其他各地别苑，都已经提前埋伏上了东厂和镇抚司的人。
所以，东厂在抄起这些人的家时倒也顺利，也抄得很彻底。
毕竟东厂镇抚司这次可是铁了心再掀起一番大规模的抄家行动，而目的就是要把西厂比下去。
兵部尚书王纪、吏部尚书张问达、工部尚书姚思仁、兵科给事中侯恂等贪官也在接下来被押去了皮场庙，等着被行刑。
除此之外，范明、范永斗这些晋商子弟也因犯汉奸大罪，而被押去了刑场，等着受剐。
不过，在被押去刑场前，范明、范永斗在看见刑部大牢的牢房公厕里做的他俩跪像后，当场就先崩溃了。
范明本体直接跪了下来，对牢头哀求起来：“爷，烦请给上面说说，不要这样啊，我们知错了，真的知错了啊！这样侮辱我们，我们哪担当起啊，呜呜！这怕是做了鬼，也得被阴司里其他的鬼嘲笑啊，毕竟谋反的贼都没被这样羞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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